2014年中国企业500强的入围门槛为营业收入突破200亿元大关。金融、石油、电力等垄断企业，又毫不费力地垄断了排行榜的前十位。

虽然榜单中制造企业仍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制造企业多达260家，超过全部企业的一半。但是，它们的净利润却只有4623亿元，不足17家上榜银行利润的40%。

经济决定金融，金融反作用于经济。为什么以制造业为主体的中国经济，却与金融业之间出现如此大的反差，经济与金融的关系是否被扭曲了呢？

也许，从客观上讲，制造业出现利润远不如金融业的现象，与制造业自身发展不好有着密切关系。譬如钢铁、有色、化工等制造行业普遍出现了生产经营不景气的现象。但是，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这样的状况绝对不仅仅是制造企业自身所致。银行利润居高不下，也是导致制造企业利润水平不高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我们不得不产生这样的怀疑，那就是银行业挤占了制造业的效益，银行“抢”走了制造企业的利润。这一点，从近年来反映十分强烈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也不难看出，目前制造企业、特别是中小制造企业的融资成本已经完全脱离了企业的可承受能力。比较一致的观点是，银行提供给制造企业的贷款成本，已达到法定利率的两倍左右。也就是说，银行业至少有1/3的利润，是通过抬高融资成本获得的，这其中之一，有多少是从制造企业身上“抢”走的，也就很容易理解和分析了。

反过来讲，如果不是银行“抢”走了这些利润，制造企业的效益是否要好得多、效益也要高得多。现在的问题是，在市场地位完全不平等、竞争环境完全不合理的大背景下，制造企业明知自身利益遭到了银行的严重侵犯，却又没有任何能力反抗，甚至为了生存的需要，还要“主动”给银行帮助银行进行利益抢夺。这就是中国制造企业的生存环境，也是银行的创富平台。

特别是近年来，银行依靠伪创新，疯狂地从包括制造企业在内的各种市场主体身上，大肆地抢夺利益，最终造就了银行利润的突飞猛进。不然，那些所谓的外国战略投资者，又怎么可能数十亿美元数十亿美元地从中国银行(行情,问诊)的股权转让中赚得钵满盆溢呢？

银行也是企业，也需要赚钱。但前提是必须站在市场主体的角度合法合理地赚钱，而不是依靠垄断，硬生生地从其他市场主体身上抢夺利益。中国的制造企业再差、市场环境再差，也不至于260家最大的企业的净利润还赶不上两家银行的净利润。这样的结果，显然是无法用市场理论解释清楚的。

我们并不想指责银行，但是制造企业的生存环境又不能不改善。否则，中国的经济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几个制造业发展稳定的国家，受到的影响都较小，如德国。相反，同样以制造业为主体的中国，却在金融危机面前显得十分被动，经济持续下行的局面一直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其中，制造企业因为受到银行等的利益盘剥与掠夺，就是不可回避的重要因素。

所以，要想让中国经济真正步入良性发展轨道，除了从宣传上强调实体经济的重要性之外，更多的可能还是要对包括银行在内的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形成强大利益掠夺和抢占的垄断企业进行有效约束，确保制造业等实体企业能够有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

即使“中国制造”能够成功升级为“中国创造”，对于总就业人口近8亿（超出美欧总和）的我国而言，亦难以解决“就业”这一中国经济的核心要旨。

“中国制造”的困局，已经引来了外媒的关注。最近，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等很多外国媒体都报道了中国制造业正面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等挑战，这些报道的结论都指向一点：“中国制造”将淡出世界舞台。

众所周知，在过去的数年间，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工厂”，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原因，廉价几乎是“中国制造”的代名词。但最近几年，倒金字塔的人口结构带来的新生代农民工比重减少，使得人口红利释放殆尽，这从根本上推高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用工成本。

传统制造业优势的丧失，给中国带来的最大问题或许是失业问题。考虑到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而传统制造业又是以大量的劳动力为支撑的，一旦制造业没落，失业人口势必会大幅增加，进而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对于任何一个人口大国而言，就业永远是确保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第一要义。

事实上，传统制造业没落的趋势的确已经出现。在中国制造业用工成本升高的状况下，一些企业因为无力承担，已经或正在面临倒闭，而另外一些实力较强的企业，也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成本更低的地方建立工厂。以富士康为例，在中国内地，约有140万富士康员工，由于用工成本的原因，近些年富士康正逐步将内地工厂向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转移。在这些国家，用工成本只有中国的一半。

曾有学者提出只要“中国制造”成功升级为“中国创造”，就不用担心中国经济的未来。对此，姑且不论，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需要包括行政职能转变等诸多制度更新作为前提。而且，实事求是地讲，即使“中国制造”能够成功升级为“中国创造”，对于总就业人口近8亿（超出美欧总和）的我国而言，亦难以解决“就业”这一中国经济的核心要旨——这是因为，即使我国制造业通过转型升级，以技术创新取代对劳动力成本的依赖，重新获得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但是从用工的角度讲，企业进行升级后，由于企业性质的转变，需要的员工会相对减少，而对员工素质的要求会相应提高。而这显然并不适合我国的国情。

因此，谈及拯救“中国制造”，其核心着眼点应聚焦“就业”二字。欲保持我国经济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的可持续增长，通过相关制度创新以助推“中国制造”成功升级为“中国创造”，这固然必不可少。但是，除此之外，我们更需要在更广阔的层面进行思考，如何才能在产业升级“稳增长”的同时，确保做到“稳就业”和“促就业”？

就当下而言，首先，我们应逐年加大更为普及和更为公平的民生保障投入，民生保障是社会稳定之基石，尤其是在经济增长进入回调区间的情况下；其次，我们应加快二次分配制度改革，通过对贫富悬殊过大的扭转，既可为加大民生保障投入创造条件，更可释放社会基层的创新活力；还有，户籍制度改革应尽快成行，通过打破“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户口界限，为全要素生产力更为合理的流动创造条件。（沙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