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下午3时许，微博、微信被“东风汽车总经理朱福寿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的消息刷屏。

这是继一汽原董事长徐建一之后，汽车业落马领导中职务第二高的企业负责人。但愿朱福寿是最后一个。《汽车商业评论》在此想讨论的不是贪腐数额和违纪细节，而是汽车业国有企业改革的紧迫性。

8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期指导和推进中国国企改革的纲领性文《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

而作为国企改革“1N”实施方案中的配套政策，《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也于9月24日印发。

《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在国有企业改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现代企业制度、市场化经营机制，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汽车商业评论》认为，国企改革是个宏大话题，牵牛要牵牛鼻子，从国企领导大多因经济问题落马来看，国企改革的重中之重，除了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或者说实行混合所有制，完善选拔和监督机制外，还必须关注企业负责人薪酬体制改革。

2014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的意见》，对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进行了全面部署，从今年1月1日起实施。

该政策被称为“限薪令”，有媒体称实施后一般国企领导年薪不得超过60万元。

《汽车商业评论》无意讨论60万元年薪是高是低，需要注意的基本事实是行业有差异、企业有不同，一刀切恐怕难以实现初衷。

去年两会期间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答记者相关问题时谈到：“三中全会要求，国企、事业单位要去行政化，国企领导人要职业经理人。薪酬如果按照职业经理人来说，现在国企的薪酬是偏低的，如果按照行政官员来说，他们是偏高的。我想这事儿挺难，我一边学三中全会，一边就挺为国资委发愁的，他们牵头，怎么搞？”

汽车行业在我国市场化程度较高，而汽车业又是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人才密集型企业，国企薪酬体制遇到市场化竞争，矛盾不可避免。

一位国有汽车企业负责人曾私下向《汽车商业评论》坦诚：“我挖来的职业经理人薪水比我高很多。我心里有没有想法？有想法，能不能影响工作？不能。”

理解了这种矛盾也就理解了“59岁现象”，理解了为什么褚时健这种难得的优秀企业家也会贪腐。

当企业家对企业的巨大贡献并没有在个人所得上得到体现，巨大落差导致心理不平衡，从灰色地带获得补偿就成了选择之一。这恐怕不是一纸降薪令能够解决的，也不是简单通过加强党性教育所能够完全避免的。

国企薪酬体制改革既要防止出现徐建一这样的腐败分子，也要防止出现褚时健式的悲剧，对管理部门来说，这是考验管理智慧的一道难题，但题再难，也得解。